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了经典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遭到恶搞，激怒了词曲作者冼星海、光未然的后人，他们怒斥恶搞者“忘本”、“不可原谅”。节目播出后，海内外网友对这种现象纷纷进行抨击，认为“民族精神不容亵渎”，“娱乐也需要有底线”。

目前，有关《黄河大合唱》的部分恶搞视频已被删除，但在网上仍有多个恶搞版本存在，包括歌词篡改、年会乱舞、猫咪指挥、宿舍表演等形式。对此，作者后人表示，正考虑拿起法律武器进行反击。

恶搞，在国民的心目中，这样的界限，真的难以取舍。讥讽世俗，鞭挞不公，以笔为刀，口诛笔伐，在某某时间段，可谓，社会之良心！

社会的发展，有时候是需要在曲折中，发现真善美的。在社会转型期，一些吸引眼球和社会情绪化的东西，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以东北二人转为代表的“茬子文化”，在赵本山一伙，借助国家层面的平台，盘桓于春节晚会，达十年之久。

这是恶搞做有讽刺意味的，一次次耍宝；然而，在星光大道不断改进和升维的时候，也有人通过自媒体，祭出毕姥爷的画像，如果其出山，收视率可以飙升多少如何如何，这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了，真是一双李宁运动鞋！

在文艺的道路上，我们可以情不自禁，也可以指鹿为马，甚至可以意淫，比如把一瓶白酒，当作妙曼的少女，肆意动作……这也是为了传播，为了吸引眼球，一次次耍宝，也在人们的事先接受的程度之内。

其实文艺创作之难易，是不是以创新为基调。不以创新为要求之所谓文艺形式，人云亦云，须臾成篇，当然容易。对于从别人辛勤的汗水中，撷取内容和框架，加以篡改而滋事，不可不为之荒唐和耍笑。

社会大众百口百味，道前人所未道，皓首穷经，孜孜以求，如行蜀道，当然就难。

有人曾经将这类情形做以下比喻：

一种是在土豆地里挥锹弄镐，不一会儿麻袋已满，沿街叫卖，风光无限，心花怒放，何其爽哉；

还有一种情形为抽茧拔丝式的创新，如从茧中取丝，那过程何其痛苦，其产出何其稀少，有志于此者，百无一人，这才是真功夫。

互联网时代，快餐属性盛行，一些枝节和展示的窗口，日益增加，传播的方式也不断迭代和叠加，创新的时间和空间，需要时间成本的支撑。

尤其是社会评价体系，如此凌乱和不堪；一是对他人独创性和优先权的尊重。“在学术成就评价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独创性和优先权。”（美国学者唐纳德·肯尼迪）

二是主题价值观，写东西还要遵守一些学术道德和学术纪律。“一个态度严肃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一定会明确地提出他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必须是未经人道的。”（钟敬文语）

恶搞和扭曲这些经典或者虚构一些场景，其目的无怪乎为吸引眼球，达到一种盈利的模式，然而，这些不是自己作品，刻意模仿和篡改，被一部分人好奇，是十分恶俗的。

当然，为了吸引关注，王老吉可以无耻地说：增加10%的寿命；麦当劳可以幻化成“金拱门”，拖众品牌下水；越南某某航空公司可以用比基尼小姐在航班上肆意妄为……层出不穷。

如果这些都是提前的策划，可以说：“事为往日所无，而突现于今日者，谓之创见。”

这样的创造力，在社会能够允许，或者说在社会能够容忍的范围里，或许，在一个时间的空间，渐行渐远，也许不会留下一丝丝，携带涟漪的波光，但终究归于平静。

所谓创造力乃是“个人能特出新意，造作一事一物之力量也。”有创造力的大家似乎太少，或者制度、环境不鼓励创造使得有创造潜力的人也逐渐失去了创造力。

既然如此，那么大量草长莺飞般产生的自媒体“社会化热点”又从何而来？答案是“偷”，专用术语为“剽窃”。剽窃不仅是针对文词说的，更主要的是针对立意说的。窃人立意，掠人之美，与鼠窃狗偷实出一辙。

要想博得好名声，在传播上找到好模式，恶搞，可以歇歇了！

（作者：刘晓宁 中国广告长城奖获得者；中国广告实战案例终审评委，资深策划师；专注品牌策划、营销策划30年；新媒体品鉴专家，中央文化干部学院文化新业态研修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