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记者工作13年，着力于调查报道6年，周群峰仍坚持在采访一线。

调查记者凋零的话题持续了数年，但周群峰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传媒江湖荟》专访时表示：调查记者人才流失是一种假象，其实这只不过是行业生态的必然变化，就如同日出和日落一样正常。

选择坚守的周群峰觉得，之所以自己还在从事调查报道，或是因为自己所谓的新闻激情仍未完全褪去。

对于周群峰而言，能从调查报道中体验到一丁点的成就感，或偶尔用一篇文章推动某事件的进程，让他时常觉得自己还“有用”。

误打误撞进入记者行业

在学生时代喜欢写点东西。他喜欢文学，所以时不时的给一些报刊投稿，在《读者》《小说月刊》《辽宁青年》《散文百家》等杂志上也都发表过一些文学类文章。

2007年，大学毕业后周群峰便在山东淄博的一家企业做内刊编辑。

与不少记者从业之路相似，周群峰的新闻梦也始于《南方周末》。这份影响力曾无比巨大的报刊，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年轻人走向新闻的启蒙。

在做内刊编辑期间，周群峰一直喜欢看《南方周末》，并且，他坚持每周都会购买。

在年底的某一天，报刊亭的老板说《南方周末》卖完了，便向他推荐了一本山东省的新闻杂志。

周群峰此前并没有看过这本杂志，但既是老板推荐，想着自己也不愿白跑一趟，便买了一本回去。

翻阅杂志时，他看到杂志上有一则记者招聘启事，这让周群峰动了心。

当时在企业内刊工作的他，感觉到很乏味枯燥，很想尝试一些新的工作方式，他对于记者的工作很好奇。

于是，周群峰向杂志社投了份简历。很快，周群峰接到了面试通知，误打误撞的入职杂志社成了一名记者，正式走上了新闻采编的行列。

从这本杂志开始到2015年5月，周群峰进入到中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新闻杂志《中国新闻周刊》，从此他开始跟调查报道结缘。

如今，周群峰已经是《中国新闻周刊》的高级记者。

深度挖掘辽宁贿选案入选年度记者

周群峰来到《中国新闻周刊》的时候，恰逢中国政坛反腐的高潮期，同时也是新闻界反腐报道的高峰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很快就用几篇重磅反腐报道在新闻行业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2016年9月14日，《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周群峰采写的《辽宁拉票贿选案调查》，揭开了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首个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共有955人受到查处。

周群峰的这篇报道，是国内最早报道辽宁拉票贿选案的新闻报道之一。

周群峰向《传媒江湖荟》回忆，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他加入《中国新闻周刊》只有1年多，经验和人脉都很欠缺，好在运气比较好，采访比较顺利，找到的几个采访对象比较靠谱，还拿到了一些比较权威的数据。

只不过，发稿时该案尚未正式通报，为了稳妥起见，编辑在报道时将数据作了较为模糊的处理，如文中提到“通过贿选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有几十人，涉案省部级官员有两位数，涉案的厅级官员和省人大代表均超过百人。”

后来，辽宁省人大发布通报称，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有45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有523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

通报中的数字，与周群峰拿到的数据也吻合。

凭此报道，周群峰入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网易新闻学院评选的“2016年度记者”。

在那段时间里，群峰采写报道的主要发力点集中在反腐报道上。

同年6月，周群峰报道了湛江市市委书记刘小华非正常死亡案。

在这篇《刘小华：离任市委书记的79天》的报道中，刘小华的同学胡炯锋博士是采访中的核心人物，周群峰回忆，他联系到胡博士的时候是父亲节，此时胡博士正在乡下陪父亲过节，为了配合采访，胡博士专程晚上赶回湛江城区接受了周群峰采访。

通过采访刘小华的多位同事、同学、朋友及当地企业家、该案举报者，周群峰全面的还原了刘小华从卸任到非正常死亡的近80天内的故事，许多细节都是独家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报道中，周群峰还原的刘小华非常真实， 未对其加以任何主观偏见。

稿件发出后，有多位读者给周群峰发信息说，能够对一个在争议声和猜测声中自杀的官员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实属难得。

周群峰认为，很多媒体在操作官员落马或非正常死亡的选题时，会有娱乐化、八卦化的倾向。媒体为了追求传播速度和流量，在报道时会乐此不疲的去打听这些官员的花边新闻，这种时政新闻娱乐化的报道方式是可悲的。

“这类报道，对一些坊间猜测和传闻，必须多方核实，如果没有证据支持，就不能落在笔上。我更习惯将被查的官员称为落马官员，而非简单粗暴的叫贪官。”周群峰说。

反腐报道后被邀参加“鸿门宴”

在周群峰采写反腐报道的过程中，他多次遇到当地官员的“邀约”，他将这样的邀约称为“鸿门宴”。

2016年，周群峰报道了福建省龙岩市某县塌方式腐败窝案。采访临近结束时，他与当地官员吃饭，被对方灌得大醉，待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酒店的房间里，卫生间也被吐了一地。

酒醒后，周群峰以为自己曾酒后失言，但好在后来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从那以后，他就告诫自己，出差时尽量不喝酒，即便出于礼仪，也绝不喝醉。

后来，周群峰采访某省三位厅官相互举报的案件，他深度采访后，刊发了报道。该省官方有关人士找到周群峰，要与他单独见面，对文章内容做以解释，因为有了上次后怕的经历，这次约见被周群峰拒绝。“我明确表示，记者报道，做到客观严谨即可，有问题也不是不可以沟通，但一些有鸿门宴之嫌的宴会没必要去”。

除了反腐报道之外，一些突发灾害或社会问题的调查报道，更需要记者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甚至需要一些忘我精神。

2016年，周群峰去河北报道“7·19邢台暴雨水灾”，他来到受灾村庄采访，尽管洪水已退，但村里主干道依然泥泞，且当时天气炎热，到处都是难闻的异味。

防疫部门为避免次生灾害，已经开始对村子进行防疫喷雾作业，很多村民已经暂时外迁。

周群峰为了能了解到村庄的详实情况，在没有带雨鞋的情况下，深一脚浅一脚的进入村庄采访，路上几次险些跌倒在烂泥塘里。

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推出一组《疯狂的男科》的报道，揭露全国各地民营医院男科过度医疗引发的致伤、致死乱象。在操作这个选题时，周群峰接触了很多国内知名的男科专家、民营医院的受害者以及莆田系男科医生，受害者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呈现出来，让他感到触目惊心。

一位采访对象跟周群峰说的一句话让他记忆深刻：民营男科医院的黑幕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体验受害者的遭遇，周群峰以患者身份去济南一家莆田系男科医院暗访，在暗访过程中被抽血、采集前列腺液，该医院的“医生”看到他的“检查报告”后告诉周群峰，他得了重大男科疾病，需要尽快安排住院手术。

最后，周群峰以“准备的手术费用不足且下午有急事”为由，才免了挨这一刀。

反映合村并居，被村民写“藏头诗”歌颂

随着做记者的时间越来越长，周群峰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涉猎的题材更多的是去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

近年来，山东省推进“合村并居”，这既是将农民住房拆迁合并村庄，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集中住进楼房里。

在这个过程中，因容易违背农民意愿，政府在拆迁、安置过程中，会出现一定阻力。合村并居在全国多地发生，但山东比较典型。

周群峰的很多亲戚就生活在农村，他们都是合村并居的亲历者，他们也反映过合村并居后造成的就业难、种地难等问题。

作为山东人，周群峰希望将家乡的问题通过真实的报道反映给上级部门。

2020年6月，《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争议旋涡中的山东“合村并居”》一文。

采写报道中，周群峰选择了鲁西某县的一个镇作为典型，在采访官方前，周群峰走访了该镇的几个村子，亲眼看到了合村并居对这些村庄和村民的影响，并拍摄了大量影像资料。

其中，有的村民因为房子被拆掉，安置的楼房还没建好，只能临时租住在外地。

有的村民听说有记者采访，特意从几十里外的租住地赶来反映问题。

带着采集的民声信息，周群峰找到了镇政府的官员，对老百姓的声音做了详细反映。

报道发出后，农村农业部和山东省委非常重视，一些领导亲自到文中的几个村子去走访调研，村民们的合理诉求被陆续妥善解决，一些曾因不配合拆迁而遭到停职的村民也回岗上班。

事后，有村民给周群峰写了几首带他名字的藏头诗歌颂他，虽然诗歌写作水平不高，还是颇为令周群峰感动。

有的村民还说，“这样的报道，比一千次上访都管用。”

做调查报道切忌“入戏太深”

从事深度报道数年后，周群峰也会对自己进行反思。

他认为，调查报道对记者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充满好奇心、不畏强权、怜悯弱者、坚韧而不偏执，都是调查记者的基本要求。特别需要注意的两点是，要做到“有灵活性的坚持”和“警惕个人情感的泛滥”。

周群峰所说的“有灵活性的坚持”，指的是业务技巧层面。

他举例说，2020年，他在苏北调查一起“民借官用”的政府融资模式，当时多次采访财政局，对方都是短信不回、电话不接，明显是躲着拒绝采访。

周群峰曾经一度想要放弃，后来在编辑的鼓励下又坚持了下来。

他通过知情者拿到了相关官员的照片，几天后杀了个“回马枪”，再次进入财政局，在办公室认出了那名领导，同时将一份书证放在他面前，这位领导只能针对问题做出了回应。

而“警惕个人感情的泛滥”指的是调查报道中的“感情投入”。

周群峰认为，人都是有感情的，做调查报道时，必须有感情投入，但是投入的分寸要拿捏到位。感情投入不足，操作起来就缺少动力，而过分的投入，则会冲淡一个人的理性。

图片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周群峰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病房，采访一位重症新冠病人。

在采访中，尤其是面对“弱者”一方的言行，更要格外警惕，不能因为同情心而有失偏颇。

“事实上，看似弱者的一方往往因其个人认知的局限性，或者为了达到符合预期的目的，他们提供的信息未必全部属实。”周群峰反思说，工作十多年来，至今他都觉得自己常常过于感性，特别是操作类似冤假错案的选题时，容易“入戏太深”。他时刻告诫自己，采访时记者应该是新闻事件中的局外人，而非当事人。

在不断的反省中，周群峰仍在新闻采编一线坚持。

前段时间，他与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作了一次通话，谈到他当下的状态和未来的期待时，罗教授说：“我现在在很多方面仍然不成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人总是对明天有很多的期待和恐惧，而期待与恐惧叠加后，会导致忘记今天该做的事情。对我而言，不能把心思寄托在明天上，我只想做好每一天该做的事情，能够对抗自己的平庸，不会让自己碌碌无为。”

罗翔教授的这番话，也符合周群峰现在的心境。

周群峰对《传媒江湖荟》说，至今他仍感觉自己在工作方面还有些欠缺，尤其是对某些领域的无知，但工作了这些年，自己又产生了不小的倦怠。

周群峰认为，能够坚持继续前行的动力，就是对抗无知，不断努力，不断学习。

近年来，调查记者队伍日益凋零，对于那些离开媒体的同行，周群峰也表示尊重和理解，甚至表达了一种敬佩。

他说：“任何职场中的人，在任何年龄段，能够随时离开本职工作而去从事新的职业，都是一种能力和勇气的体现。旧人离开，新人进来，这本身就如同日出日落一样正常，调查记者人才的流失，无需过度解读，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假象。很多同行离开前会写一篇‘感言’，但大多数来说，读起来都感觉过分矫情，这变相放大了行业流失的表象”。

周群峰眼中的调查报道，虽然影响力颇高，但从现实角度来说，稿件的性价比很低，大多数时间都做了无用功，对稿件的成文并无实质帮助。在采访过程中的曲折，体验到的挫败感比成就感要大，突破失败比成功的时候多。

反过来，调查报道被监督的一方却往往用放大镜来查看稿件中每一个细节。而一些内容又因为尺度问题不能被全部呈现出来。

在周群峰看来，这些都是媒体记者的无奈。

尽管如此，但周群峰仍相信调查报道的力量。除了社会守望者的角色担当之外，他认为，从事调查新闻的经验对于一名记者的人生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来源：传媒江湖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