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中旬，我和我的几位新疆摄影学员一起，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达里雅布依原始村落，四天拍摄，见识了克里雅人的生活现状，看到了沙漠的多姿与无情，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心灵冲击。目睹了在红尘飞扬的今天还有人活的如此淡泊和宁静。

克里雅人在这里的生活印记可达万年。能在这里延续生命的种族，必定有令人尊敬的价值观。否则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早已消亡，也或许因为狭隘、贪婪、互相残杀而灭种。我们不是来猎奇，而是需要恭敬的向他们学习，像读一本从未见过的天书一样认真的研读他们。 

他们远离网络，没有微信，甚至不吸烟不喝酒，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平等相处、和睦友好。那里的社会伦理和生存秩序体现出一种令都市人思考和学习的价值观。

显然，对于这样一个丰富和复杂的题材，仅仅是使用静态照片是难以表达的。特别是在拍摄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必须运用各种手段扫描一切所见所闻，不放过任何触摸达里雅布依的机会。这是一次高密度、高强度的拍摄，获取的信息量极大，镜头也非常丰富，当然，我们的感受和心理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

几天拍摄之后，我很快回到北京进入了后期制作，创作的思考一直在持续中。我的状态一直还痴迷在沙漠深处，情感仍然和克里雅人纠结在一起不能自拔。眼前总是晃动的那些简单贫穷和草屋陋舍，我想大部分的摄影人都是瞄准他们的贫穷和封闭而去的，不可避免的存在猎奇，我也是。

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达里雅布依人时，我的想法似乎在瞬间产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可能是我摄影师生涯最重要的一次转变，就好像终于从迷雾中走出，看清楚了被混沌遮蔽的前方一样。这是一次根本的、明确的、可以明明白白说清楚的转变。

在达里雅布依还有同行的其他摄影师，都在敬业的工作，努力完成他们的影像。但是我看的很清楚，有的人是在精心完成者自己对画面的构想，比如某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才是最好的构图；屋子里的烟，应该有从房顶漏下来的光照上去，才有了灿烂的烟柱和所谓的生活气息；老人必须是皱纹满脸，孩子必然是天真可爱，妇女也应该是含情脉脉，羊群和沙丘应该沐浴金黄色妙曼的光线之中；画面确实好看，但拍出来的是自己心中的达理雅布依，把自己心中对生活理解的套路硬搬到这个原始村落里。城里人到这里来往往以文明人自居，先入为主的表现当地人，把拍摄定位在自己的经验而不是当地人的生活哲学上。陪同我们去的司机和翻译明确告诉我们，他们不喜欢这种摄影师，他们摆布导演、来回调动当地人走来走去，做各种莫名其妙的动作，把真的生活都拍成了假的场面。

这样的摄影方式拍照片儿其实是跟自己较劲，光线不对不拍、位置不对不拍、情绪不对不拍、光影效果不对不拍、高度不合适不拍，所以拍成的照片都是一个模样，一个套路，千篇一律。与鲜活和生动的生活相比，虚假、矫情、肤浅，使人望而生厌。

说实话我过去也这样照相，而且照了很长时间。

一旦认识到过去的创作方法有偏差，产生了尊重现实、尊重生活、放下自我的心态，就会洞开思维观察一切元素，辨析事物承载的哲学意义，此刻一草一木皆可为师，关注到对事物精神内核的表达，而不仅仅局限在所谓构图、光线，色彩等影像形式的呈现上。就像拍人，衣着华丽并不等于有气质，更不等于精神和灵魂的塑造。

当地人民非常怀念50年代的库尔班·吐鲁木，向往当年如同鱼水关系一般的民族团结局面。当地人渴望平安团结。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不可能回避现实，但又不能涉及更多的有关内容。群众对十九大非常拥护，这一切都是现实，也就是明天的历史，记录它，是我们摄影人的责任。

这次摄影创作的最大体会是：不要先入为主的用相机生硬的框取生活， 而是提高注意力，观察、拍摄一切所见所闻。这里存在的一切都是他们建立的生活秩序和社会伦理，每一个细小场景都承载着他们的生活理念，表达的他们的价值观和精神特质。当我们的思维扩展到上下几千年时，当地人的坟墓都成为我们拍摄的题材。因为对待幼小的生命和对逝去的死者都体现出一个种族生活态度，折射出对生命的思考，体现着他们的价值观。

“扶贫攻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是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爱，我们切切实实看到了这个工程正在开始，未来有机会话，我想再去那里，看看他们的新生活。

摄影离不开技术，特别是在当下自媒体时代。我们使用了很多轻便高效的设备，特别是无人机航拍。航拍彻底解放了我们的视野。打破了的空间局限，大大提高了拍摄效率，使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三、四天时间里完成拍摄。

我再一次体会到了自己拍摄、航拍、撰文、编辑、后期制作、配乐甚至解说、完全自主完成一部多媒体影片全过程的乐趣。可以完整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不会受到任何环节的掣肘，掌握了创作的主动权。

三年前我曾经说过，未来摄影师的器材标配是照相机加无人机，交流最多的可能是软件而不是器材，不会航拍的、不能写作的、缺少综合能力的摄影师将逐渐失去竞争力。

如今看来这个话说对了，幸亏三年前早走了一步，目标是转型和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