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最早由德国学者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Richthofen）在 19 世纪提出，意指从中国通往中亚的古代交通路线。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史学界，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被不断地扩充。目前，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包括四条，即北方丝绸之路、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童恩正先生就提出了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方向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近些年，刘弘先生指出东亚大陆存在一条“X”形文化传播带。不难发现，这些文化传播带的局部与北方丝绸之路和南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或是基本重合，或是密切相关。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甘（肃）、青（海）地区史前文化的演变、发展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互动，在北方丝绸之路和南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起到了关键作用，直接促成这两条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雏形于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从距今 6000-2500 年，在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之后，两条丝路的基本格局最终得以确立第一阶段：距今 6000-5500 年距今 6000 年左右，甘肃六盘山左近的庙底沟文化成型。在起始阶段，它以重唇小口尖底瓶和弧线三角纹曲腹彩陶盆为代表，和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保持着基本一致的面貌。不过，与孕育它的半坡文化发展态势不同，甘青地区的庙底沟文化明显开启了西进与南下之旅。
西进庙底沟文化溯渭水而上，入湟水谷地，直抵青海化隆。正是这次西进，庙底沟文化为青海地区带去了发达的彩陶和农业文明。在此之前，青海境内已经生活着使用各类旧石器和细石器的狩猎采集人群。凭借着充足的水、热、光、地等适宜的农业种植条件，湟水谷地和黄河上游逐步奠定了这些地区成为马家窑文化中心的基础。南下经陇南，过松潘草原，庙底沟文化到达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不过，目前庙底沟文化遗存在川西高原只有零星发现，数量较少，表明它在这一地区尚未扎根。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从甘南地区至川西高原的自然气候、地理形态多样，与渭水上游差异明显，以农业为主的庙底沟文化在这些地区需要时间去适应。
第二阶段：距今 5500-4500 年距今 5500 年，庙底沟文化在渭河流域演变为石岭下类型，后者又裂变为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马家窑文化将其文化中心西迁至甘青河湟谷地，大地湾四期文化则依然以天水地区为根据地，二者东西相邻、犬牙交错。在继续向西发展的同时，马家窑文化还与大地湾四期文化一道，全力向南推进。
西 进西进庙地沟文化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尚未出现农业文化。随着马家窑文化的进入，河西走廊中、东部成为该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并在这一区域形成了特色显著的马家窑文化“河西类型”。与此同时，马家窑文化在青海境内沿黄河逆流而上，一直推进至羊曲、同德一带，直接导致宗日类型在黄河上游产生。南 下南下当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在渭水上游你来我往、频繁互动之际，两支文化还一同进入四川西北地区，在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催生出兼具高原、山地与河谷特色的营盘山文化——以刘家寨遗址和营盘山遗址为代表。农业、狩猎、捕鱼、采集等“兼业”型的生业模式在刘家寨和营盘山遗址中表现得格外突出。马家窑文化南下带去的彩陶数量虽然有限，但影响力不可小觑，在大渡河中游的汉源狮子山遗址都能见到典型的马家窑文化风格的彩陶；大地湾四期文化继续继承代表仰韶文化精髓的小口尖底瓶，且顺岷江而下，向东翻越龙门山，进入成都平原。桂圆桥早期遗存在四川什邡的出现，标志着川西山地的人群首次进入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形成与此密切相关，三星堆文化的先祖来自西北地区已成为部分学者的共识。
马家窑文化结束之后，半山文化在甘青地区呈收缩之势。虽然川西高原少见半山文化彩陶元素，但该文化典型的夹砂陶在刘家寨遗址已有露头。有意思的是，一批石棺葬此时出现在大渡河流中游——以麦坪遗址为代表和金沙江上游——以猴子洞遗址为代表，其墓葬形制与半山文化的石棺葬共性颇多。同时，麦坪新石器遗存明显带有营盘山文化的遗风。
第三阶段：距今 4500-3500 年距今 4500 年，马厂文化在甘青地区一家独大。虽然从中期开始，马厂文化彩陶艺术开始出现明显衰退，但其西进之势不减。距今 4200 年，齐家文化在甘青河湟地区现身，并不断挤压马厂文化的生存空间，后者加快向西发展似乎成了最务实的选择。齐家文化与马厂文化的后裔——西城驿文化曾一同进驻河西走廊，但与西城驿文化西进势头明显有别，齐家文化向南扩展的范围广、力度大，前所未见。
西 进西进马厂文化和西城驿文化向西不仅贯通整个河西走廊，而且到达新疆哈密盆地，这也是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首次进入新疆。新疆哈密的天山北路文化与西城驿文化关系极为密切，二者首次从文化上将甘肃、青海和新疆融为一体。西城驿文化之后，四坝文化以河西走廊中西部为发展重心，并在新疆巴里坤山南北两侧分别催生出焉不拉克文化和南湾类型，这也直接促使东方彩陶文化传统自此开始在新疆境内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中流行，新疆也首次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不仅如此，西城驿、齐家和四坝文化还积极将来自西方的小麦与冶铜技术从新疆引入甘青地区，在本地经过充分的改造和利用之后，将这些西来文明要素继续东传，为中原地区乃至黄河流域生业模式内涵的丰富与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南 下南下距今 4500 年以降，四川安宁河流域的礼州早期遗存和金沙江中游的大墩子类型出现了一批模仿半山-马厂文化彩陶纹样的“衬花”类陶器。距今 4000 年左右，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迎来大发展，其代表性元素——双大耳罐开启南下之旅，频繁出现在安宁河谷地及其周邻地区的各类考古学文化中，四川西昌大洋堆遗址、西昌新庄遗址、冕宁 高坡遗址以及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双大耳罐，都是齐家文化从早至晚强势南下的见证和缩影。
第四阶段：距今 3500-2500 年距今 3500 年左右，齐家文化彻底解体，但“齐家多子”的局面在甘青地区形成，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唐汪类型和寺洼文化都与齐家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文化的主体虽然都在甘青地区，但它们始终没有停止西进和南下，一些典型的文化要素在西向的新疆和南向的川滇地区始终若隐若现。
西进彩陶图案装饰让它与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判然有别。距今 3200 年左右，新疆境内出现的苏贝希文化彩陶器表装饰唐汪类型常见的各类涡纹，二者虽相隔千里，但共性明显，这一现象的出现颇值得让人玩味。南下商周时期，虽然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唐汪类型均在大渡河、雅砻江流域留有身影，但对西南地区影响最深的非卡约文化莫属，它在商周时期遍及整个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中上游。岷江上游茂县撮箕山和营盘山石棺葬出土的侈口深腹罐与卡约文化同类典型陶器无二，金沙江中上游也发现了此类深腹罐。辛店文化典型的大羊角纹和唐汪类型的典型涡纹彩陶图案以刻划和浅浮雕的形象出现在岷江上游、雅砻江中上游和金沙江中上游的陶器表面。雅砻江中游吉龙里墓地出土的双大耳罐除口部俯视呈橄榄形外，其余风格在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的陶器中均有体现。此外，在安宁河流域发现的所谓“大石墓”遗存中，常见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陶器，尤以双耳罐为甚。在云贵交界处的昭鲁盆地，云南鲁甸野石山遗址出土了大量双大耳罐，齐家文化遗风强烈。更引人关注的是，三星堆文化中以玉璋为代表的礼器在越南义立突然现身。
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从距今 6000 年开始，进行了 3500 年持续、不间断、波浪式的西进和南下。在四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庙底沟文化开启征程，马家窑文化掀起第一次高潮，齐家文化推动第二次高潮，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唐汪类型最终奠定基本格局。虽然与其他地区相比，甘青地区还尚未发现诸如良渚、石峁、陶寺和二里头等标志着中国早期文明正式形成的大型都邑，同时，陇山以西的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以多种生业模式为支撑的早期文明模式与内涵也亟待总结和提炼，但这一地区从早至晚出现的考古学文化，都自始至终积极向外扩展：向西穿过自然环境恶劣的河西走廊，连接新疆，使新疆地区成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带；向南打通地理条件复杂的横断山脉，贯通川滇，安宁河流域成为沟通南、北向文化的交流孔道。
自此，北方丝绸之路和南丝绸之路的雏形正式确立，具有东西南北交融、多元一体并存和兼容并包特性的中华文明才最终得以形成。（作者：何延根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