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绅士》和羽西小姐的《中国绅士》之后，密切感受到社会化的思维的延续，对现在文化层面的一些影响，我看是巨大的。

中国的缙绅文化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比西方更加有内容和年代的痕迹。就从明代中叶以后来看，市民阶层人员变得庞大复杂起来，它包括了商人、店员、贩夫、手工业者、游民、士卒、下级官吏、下层文人等各色人物。随着城市人口剧增，千户以上的市镇比比皆是。

明中叶以后的市民阶层无论在人数上、区域分布上都远远胜于宋代；而市民人数的增多是市民力量壮大、登上社会舞台的前提。加上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的日益繁荣，工商业者已日益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于是市民阶层开始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近代中国，在1905年以前，社会领导阶层为得有功名的士绅阶层。但到1905年以后，由于科举废除，旧士绅的地位渐为士绅取代。在1860-1916年，社会领导阶层不仅来自新旧士绅，也来自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人数，大约为士绅的十倍。在1905年以前，社会领导阶层来自新知识分子者极少，但其地位不断上升，到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新知识分子逐渐取代了士绅而为社会的领导阶层。社会领导阶层除士绅、新知识分子外。还有富商。当时中国有四种商人，一种是普通商人，一种是盐商，一种是行商，一种是买办商人。近代以来受西方工商文化的影响，提倡商战，鼓励商人与外商从事竞争。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政治地位也提高了。

结构文化决定了一种秩序文化，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这种秩序文化所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变得极其稳固。”很明显这种士绅文化在结构发生变化时相应地背离原有作用，“学而优则仕”本身是“科举”的核心文化，但随着外来异化文化的影响及冲击，使原本上层政治秩序与农民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代之而出现的是市侩心理的堆积，这一趋势被享有“传统官为本”资源的士绅阶层所投机所得，结合适当手段，在“士出于民”到“士享与民”间完美转换。诚然，这一转变是时代变革与士绅文化被外来文化肃清的结果。

在当今倡导维护传统、提升民众素质之际，唤回士绅精神有其独特含义，至少在物欲横流、利益熏心、贪污腐败猖獗的官场，应该有所裨益。

从18世纪到今天，从庄园聚会到俱乐部会员身份，从打高尔夫球的注意事项到汽车选择的标准，从服饰选择到裤脚的理想长度，各个时期绅士的生活方式的传承和变革，充分展示了英国绅士的细致和涵养以及历史渊源。

几乎每个人从内心深处都渴望做一个真正的绅士，但是所谓绅士，并不是看他怎样使用刀叉,或穿戴如何，而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比如衣着细节、饮食习惯、汽车住宅、运动休闲、教育类型、财富婚姻、社交旅游等等；

80年后，中国绅士有了新的脚本:他们衣着讲究，但不拘泥正装；对流行潮流非常敏感，热于追逐一切新奇、高端、前沿物品；从政治经济到八卦消费，什么都知道一点，能说上一两句；对权力没太大兴趣，但热衷于阶级划分，并跻身于高尚阶层；喜欢美食、健身、旅游、以及新的科技产品……娱乐圈与地产圈内，并不缺乏这样的人群。但本次不谈论他们的游艇、大别墅、私人园林及女友，我们关心的是他们身上散发的绅士气质，一种中国的味道。(编辑：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