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从西汉时期的张骞通西域（公元前 138年-公元前 126年）始，至明代的郑和下西洋（1405年-1430年）止，是第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最初是陆路的“丝绸之路”，基本上是以中原的长安（西安）或是洛阳为起点，向西经过西域各国，进入中亚地区各国，最为著名的是西汉时期的张骞通西域和东汉时期的班超出使西域。明代的陈诚，曾于 1370年、1375年、1377年、1383年四次出访西域各国；侯显曾五次出使西域。也就是说，陆路的“丝绸之路”从未停止和中断，一直延续到明代。

后来，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发展起来，最为著名的是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明王朝还曾派遣张谦、谭胜、尹庆、杨信、周航等人率舰队多次下西洋。其实早在唐代德宗（780年-804年）时，有一位名叫杨良瑶的人，曾经奉命作为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抵达远在中东地区的黑衣大食，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比郑和早了620年。

在明代以前，中国始终是当时世界上政治制度先进，社会经济发达，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先进国家。虽然也有一些域外国家或地区的物产，如西域的葡萄、核桃、石榴、苜蓿等植物，以及胡琴等乐器传入中原地区，甚至还有一些如印度的佛教思想和教义等也传入中国。但是，就中国古代的整体过程和全时段而言，中国始终是以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输出国的姿态而出现或存在的，呈现出明显的中华文明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和扩散的色彩。

这种辐射和扩散是一种进步文明向不太进步地区的自然辐射，是一种高势能文化向低势能文化渗透与浸润的自然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进步与发展，基本上是各国间的和平、和谐发展。例如，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琉球国中山王遣使来华，要求“给赐冠带”，即要求借鉴学习中国的服饰样式。明朝皇帝“命礼部图冠带之制示之”，即将中国的服饰绘成图样，交给他们仿效、仿制。琉球国人民“居本国皆赤足，惟入贡始靴也”。另外，琉球国还仿照中国之制设立学校，“改粗鄙之俗为儒雅之风”，全国上下，“渐染华风，祀先圣，兴学校，家购儒书，人崇问学”，使得琉球国国内移风易俗，逐渐变化为“衣冠礼义之乡”。琉球国的社会开始从野蛮进化为文明。

第二个阶段，大致自清朝初年至其覆亡止。此一时期，虽然清王朝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但中外之间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除了西方国家的商人不断来华以外，诸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家都曾派遣使节来华，力图与中国建起商贸，甚至是国家的关系。

自明末清初开始，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西方的一些国家不但建立起较中国更为

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思想文化也同样处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地位。清代的中期和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攫取廉价的生产原料，开辟广阔的商品市场，开始大规模地向东方扩张。他们来华的路线，基本上是沿着中国古代的陆路或是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

中国与俄国，乃至欧洲各国的往来通道，是从北京出发后先折向东北，经过热河（即喀喇河屯）、齐齐哈尔、额尔古纳村、涅尔琴斯克，再辗转西行至莫斯科，然后再转向西欧各国。另外，还有一条路线通道，是从北京或中原地区，经过内、外蒙古至俄国，再到欧洲各国。清代俄国使团数次来华，中国使团两次出使俄国，基本上是通过这两条路径而完成的。

到了中国的近代，中外之间的往来虽然并未中断，但这种往来是不平等的。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不平等的，首先是因为西方列强在政治上、外交上对中国实行的是强迫和讹诈政策，经常进行武力的威胁，甚至多次发动血腥的侵略战争。不和平、不和谐成为这一阶段各国交往过程中的主基调或基本特征。其次是中外之间的往来，在最初的阶段不是双向的、互惠的，而是中国被迫接受西方国家的单向而来。到了清代的中后期，中国也开始向西方各国派遣公使，虽然被迫与屈辱色彩仍然十分明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国人的眼界。

1866年清廷派遣斌椿等人随赫德赴欧洲各国观光考察，斌椿曾对英国君主表示，自己“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斌椿在此仅仅是讲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而已，但这对于一向自诩为天朝上国、礼仪上邦的清廷官员而言，能够认识到并敢于承认西方国家的许多事物，“甚于中国”，其他的一切政治事务，也是“好处颇多”，实属不易，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19世纪 70年代以后，出使英、法、德、美等国家的外交公使，亲身接触到西方国家的先进政治与物质文明，全面了解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思想上的触动之深，可以想见。所有这些，不但进一步促进了清廷洋务运动的发展，以及后来发展商业，奖励实业等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打破了封建政治制度的坚冰，而且开始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全面改革，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各种思想的准备和契机。

作者简介：王开玺教授，河北省辛集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专家。现兼任中国圆明园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日本岛根大学亚洲、太平洋地区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毕业留校以来，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王开玺教授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京社会科学》、《清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属晚清政治史范畴。出版有《晚清政治新论》、《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上、下册）、《圆明园三百年祭》（上、下册）、《晚清南国》、《两世溥仪》、《太后垂帘》等学术专著十余部。其中《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一书，对有清一代中外之间的外交礼仪之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其中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独到见解，被称誉为这一学术领域内的“拓荒之作”，获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