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千余件古舆图之中，《黄河兰州浮桥图》属性较为特殊，按清宫造办处舆图房分类标准，既可入「舆地」类、「江河」类，也可入「名胜」类。

本图卷首白色题签书“黄河兰州浮桥图旧绘本”，纸本设色，横批装裱，采古地图惯用的俯视观点作图，由西向东俯看，方位上东下西，左北右南，虽题名为「黄河兰州浮桥图」，内容以黄河浮桥为中心，但反映清同治元至六年，兰州府城、皋兰县治一带的黄河两岸山川境色、建设民情，举凡兰州府城城垣形势、名山名剎、黄河水车、铁索浮桥、山峦形势、主要建筑以及市井人物等一一入画。

绘者以全景式的构图，细致的笔法，具体而微地反映十九世纪中叶兰州府城一带黄河岸边的生活景象。

天险康衢　海市楼中：兰州浮桥

兰州浮桥，最早建于明洪武初年，起因于征西大将军冯胜为追击元朝残余势力，在兰州城西修建专供车马军队渡河浮桥一座。洪武九年，卫国公邓愈将桥地点往西挪移，称“镇远桥”，春设冬撤（冬季严寒，黄河结冰，车马人等径行于冰上，不需浮桥。）明洪武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又将浮桥移筑于水流较缓的白塔山下，从此未再迁移，成为清光绪间兰州浮桥改为铁桥，今名中山桥，建于1906年，明、清两代中原跨越黄河，通往青藏、新疆主要通道。

展阅此图，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横跨黄河的巨大浮桥，浮桥是以二十四艘船只串连组成，为了固定船身，船与船间用巨型铁索条和麻草编成的粗大绳索相互连接，铁索在上，麻绳在下。为了防止浮桥因河水冲刷分散，两岸立有俗称“将军柱”的铁铸桥柱和大木桥柱，分别系聚铁锁与绳索，宛如一条浮跨在河水上的长龙，古兰州八景之一的“降龙锁蛟”指的便是浮桥独特景象。

当然为了方便通行，船上还架有木梁，铺上木板，两侧围上红色护栏，不但桥面平直，更保障了人、马、车的安全。

洪武间人徐兰著《河桥记》说，行走于桥上“令相属随升降，贴若坦途”。从岸上铁柱上铭记“大明洪武”、“嘉靖”、“康熙”等年号可知至少在同治六年以前，铁柱已更换重铸多次，见证了三百多年来，古渡天险，浮桥历经维护、修建、补强的历史经过，而浮桥担负交通功能长达五百多年，截至十九世纪以现代工法改建后方结束其风貌。
锣声响起　庶民回避：总督出巡

如果说浮桥是图绘重心，那么桥上总督出巡仪仗，便是整张舆图的焦点所在。按清代礼制，总督出巡，其仪仗队中，有举“回避”与“肃静”牌的，有扛杏黄伞、青扇、飞虎旗与青旗的，更有配带兵拳、雁翎刀、兽剑、金黄棍及皮槊的皂棣与亲兵，外加文武官员，阵容庞大，人数众多，本图浮桥上的行伍，展现的正是这般景象。

图绘显示，浮桥上的行伍大皆两人成排，自北向南，徐徐前进，依序是举“肃静”红牌的两人，举“回避”黑牌两人，着“督”字黄马挂及扛飞虎旗者两人，着“督”字黄马挂及扛红色“令旗”者两人，骑马着补服官员两人，着“督”字黄马挂，分执青扇与华盖两人，穿皂衣扛金锣黄旗者两人，着黑色补挂左手执鞭武官两人；着红色补挂右手执念珠武官两人，撑红罗伞一人；着黑色补服骑马官员一人；牵一铺红鞍白马小吏一人；两两并排，着黑色对襟官服，左手带刀官员六人；着黑色补挂官员两人；抬总督绿色大轿者四人；着蓝色大袍，乘坐轿内总督一人；携护大轿，着白马挂将官一人；各骑一棕一白马，执龙幡，着对襟官服官员二人；执枪、圆球，穿对襟黑色大挂，大挂正中补白圆布者六人，骑一棕马、一灰马，着对襟黑色挂服官员二人；骑一棕马、一灰马，着补挂官员两人，总计四十七人。

在浮桥南岸，靠近“桥门”的地方，还有一名著红色对襟上衣，前胸补白圆布小吏一人，正准备燃放地面上的爆竹，根据行走方向，应是欢迎总督返城，也是行伍中的一人。
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皮筏、大水车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大诗人李白这两句对黄河水的生动描述，道尽黄河自古以来水量丰沛，绵远流长的事实。在流经兰州府时，先是平缓顺畅，跟着愈发湍急，来到镇远桥以西约五百米处，则因为两山交杂，河道变窄，水流顿时波涛翻腾，激起无数白色浪花，形成著名的“白马浪”。关于黄河水，本图作者以极细致工笔，用“S”形纹表示，弯度大，水流急，弯度小，水流缓，白马浪波涛汹涌，波纹自然绵密，而在岸边、在桥底，水流所激起的朵朵浪花亦见细细描绘，令人眼睛一亮的是，在这滔滔水面上，最接近读者视角的地方，竟出现四艘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是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的水上交通工具，它有皮质坚韧，制作省便，遇礁不破、吃水浅、轻便耐用等特性。

黄河经常波涛汹涌，浮桥虽称便利，但每年只要汛期一到，就不免有所折损，加上春设冬撤，的确也有所不便，所以，“皮筏”可说是黄河古渡上的最常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图上皮筏，皆绘在浮桥西侧，三艘驮载木材，一艘驮载“大红花”和“蜜瓜”，每艘皮筏上有筏夫两人，各持一桨，或坐或立，板桨斗浪，颇有“轻似沙鸥水上浮，随波一剎过前洲。”的意境。兰州城黄河岸边，亦停放着进货中的带轮桨的有棚官船一艘，旁边还有规模不算小的带货木筏一艘，看来除了皮筏，黄河上的运输船还真不少！　

滚滚河水，继续奔流。顺着水流逶迤东下，镇远桥以东，水流似乎渐渐平缓下来，水面上除弯度较小的“S”型纹外，还出现远近不一的四艘渡船，客坐其中，筏夫持桨立于两旁，从乘客的剃头、披红头巾的装束来看，恐非汉族、非满族，或许是沿丝路东来的中亚民族吧！黄河岸边的汲水水车的称呼很多，像是天车、翻车、灌车、老虎车等，是明嘉靖间兰州进士段续（生卒年不详，嘉靖二年进士）创建，由于黄河在兰州段与陆地落差极大，汲水不易，段续水车创制成功以后，水车便成为黄河汲水的最佳工具。

本图所绘水车有三处，都在黄河南岸，一是靠近东稍门的十轮水车，二是靠近水门，渡漕通过北城，专供兰州内城汲取黄河水的单轮水车，三是专供莲花池灌溉取用的单轮水车，十二轮水车全涂上黄色，相当醒目，而且外形就像巨大的古式车轮，轴、辐条、叶板、外圈、取水斗样样不缺，写实风格，不言而喻。

挟山跨河：城郭、名剎、关隘、酒楼

今日的兰州市，范围包括黄河南北两岸，然图绘上的兰州城位于黄河南岸，该城始建于北宋元丰六年，历经明、清两代多次扩展，最后在同治元年，由护理陕甘总督恩麟（蒙古人，道光十八年进士）于内城城门增筑瓮城后，奠定了图上兰州城的模样。

图中所见，兰州城城垣蓝灰色、雉堞白色、城楼红色（樵楼、箭楼）。

内城呈长方形，筑东、西、南城垣三道，南门、东门、西门，北城垣与外城共享，因沿黄河岸，故不修外郭，原来的北门就成了外城门之一了。

外城除北面直线城垣外，东、南、西三面中间地方向外凸出，共置城门九座，自南梢门起顺时钟方向为□（字迹模糊，似“遥”字）巷口、西稍门、桥门、北门、水门、广武门、东梢门、小梢门。

内城因俯瞰视角，举目所见，除绿木外，大皆绿色屋顶，栉比鳞次，密密麻麻，其中最突出的四根高耸入云的红色旗杆，上悬“陕甘总督部堂”及“兼管巡抚部院”旗，相当醒目，旗杆下方屋顶涂上黄色，应该就是总督署。内城还有两座塔，一在城中央，一在城之西北角处，未记其名，推测可能是毁于同治十三年的木塔寺。

还有城北水车穿过城穴旁贴注“看河楼”。城内总督署边上贴注“□子石”，推想应是“山子石”，原是明肃王所建花园：凝熙园。

关隘、古剎、黄河岸边的茶楼、酒楼，也是图的重点所在。

茶楼部份沿着黄河北岸，自西向东有长春园、太平楼，再往东，还有一处夹在一堡城，（可能是王保保城）和庙宇间的屋宇，一小童立于门前，半遮半掩，可能是黄河岸上的住家，其中长春园、太平楼梁柱直插入黄河岸边陡峭的山崖，应该就是著名的悬楼式建筑。

至于庙宇，黄河北岸自山下往上有玉皇阁，阁后及太平楼后皆有小路上山，前者沿途有十座铺房直达北塔山山顶之白塔寺缺字，但应为白塔寺无误。

后者则立“迷津”、“觉路”牌楼各一座。白塔寺内绘有六重塔，寺北还有庙宇，有桥相通。此外金城关西有金山寺，寺门绘有弥勒佛。较奇特的是金山寺与关门之间的青楼，楼内每个门口都有块小牌子，楼门口有一妇人倚门向外张望，显见本图极高的写实性。

黄河南岸庙宇更多，有三圣庙、金天观、崇庆寺、卧桥寺（中间一栋似悬楼式建筑）、白云观、城隍行宫、风神庙、清真寺、太清宫、龙王庙等等，道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有，相当多元，除了名剎、庙祀之外，小稍门外的大教场，华林山上的满城，与满城遥遥相对的龙尾山四墩，以及山顶上前庭插着高直黑色木杆的不知名庙宇，更添图绘的本身的丰富性。

金城关绘在图左边缘，城楼上蓝色青砖显示，楼上置箭楼，清甘肃文人张澍有诗云：倚岩百仗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说的就是金城关北依白塔山，南临黄河，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雄伟气势。

画里众生：人物、动物及其他。房屋、桥梁、城楼、河流已经概括十九世纪中叶兰州城内外黄河两岸的基本面貌，然而若要生动，那么人以及人所从事的活动就不可或缺。

《黄河兰州浮桥图》 图幅巨大，绘者用中国画里最常用的“散点透视法”，将兰州城内外，从河流到陆地，从山下到山上的所有人、事、物、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除了浮桥上的行伍之外，仔细算算还有一百三十多人散布在画内的各个角落，有手提鸟笼的、手腕上架着鹰的、牵着小童闲逛溜达的人，也有挑水挑柴火、背粮卖瓜的，也有拿大茶壶替客人倒水的茶贩，更多的是在黄河边上茶馆、寺观、酒楼做休闲活动的；他们姿态各异，或站或立，从穿戴也知道来自不同民族，像是戴瓜皮帽的满人，剔头结辫的汉人、包头巾的回民，还有戴淡黄色藏帽的藏人等，将画面装点的十分有趣。

也说明兰州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汇集的民族走廊。动物以马最多，驴次之，马多半是座骑（只有金城关下所绘的那一前一后入关的匹马用做拉车），驴用在驮载货物。除此，画里还有三条狗，一头牛以及一只鹰。

最有意思的是藏人牵的那条狗，不但特别大，全身又黑又亮，一条毛茸茸的尾巴还往上翘，一看便知是来自青藏高原的大獒犬。

尾声：《黄河兰州浮桥图》绘自何人，又曾为何人所藏，至今并无确切资料可解，图上的残余红签，或有误贴如“庙滩”误贴在白塔山上，所以大概也不是原图所有，对推考绘图年代意义不大，不过图内崇庆寺完好，至少可推绘于同治六年以前（乾隆四十六年毁，五十六年重建，同治六年毁），而从兰州城内城城门已见瓮城可证晚于同治元年（该年护理陕甘总督恩麟于内城城门增筑瓮城）。但是假设图右雷坛河旁太清宫，往北上阶梯可达的那座不知名屋宇，是为兰州人说的“土城子”的话，那么《黄河兰州浮桥图》的年代则可再往后推一年，因为同治二年时，清政府为防御回民犯乱，在雷坛河进入市区的要冲之处筑设土堡一座，称“土城子”，故图绘上限可再往后推一年。

总的来说，《黄河兰州浮桥图》的写实风格无庸置疑，但仍存在诸多疑点。例如，黄河南岸三圣庙旁，绘有马三匹和驴一头，皆足涉黄河水中，看似渡河，却又像在浅滩喝水，其中低头饮水的那匹黑马背上还驮载一人，是否说明骑马就浅滩渡河也是古渡的方法之一呢？

还有，总督出巡行伍之中，那两个穿红色补挂，右手执念珠，头上好像戴着清人雨缨帽的武官，是否真的是清制里的正式官员呢？因为清代典制中不见红色补服记载。凡此种种，仍有待方家解决。

再者，甘肃省博物馆现藏有展现清同治十三年以后，光绪九年以前，府治所在地皋兰县城的山川形势城郭图，称作《金城揽胜图》。

金城，兰州别称，据载，此图是迄今为止，发现保存最完好，也最能完整反映出同治光绪之间兰州形象的画作，殊不知台湾故宫收藏的清同治初年绘本《黄河兰州浮桥图》，较之年代更早，描述范围更广！

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描述北宋汴京及汴河自然人文风光的最伟大画作，《黄河兰州浮桥图》本身的艺术性虽与之相去甚远，但从写实风俗画的角度切入，谁说它不是清代兰州地区的“清明上河图”呢！（作者：卢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