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方医院产科护士周盛妮3月23日19时突发哮喘，自行用药无解，在打120叫不到救护车的情况，由家属自驾送往医院急诊。在她于当晚23时延迟医治而身故前数小时内，被包括自己工作机构在内的数家医院拒诊，最终奔袭十多公里，无望地将49岁生命定格在仁济医院东院。

对周盛妮一家来说，上海23日的夜晚过于漫长且无助，在她向最近的东方医院求援时，也未能撬动绿色通道，而被保安驱赶。事后，东方医院以环境采样和消杀为名，辩解急症停用的原因，并致哀自家员工的离世。然而，这些事后的表达不仅对周盛妮无意义，也无法取信于其他人。

考虑到哮喘病对人的折磨，周盛妮最后死亡的痛苦不可想象。偌大浦东及上海，一个号称拥有国内强大医疗资源的地方，让一名医疗人员遭遇如此命运，不是几句轻飘飘的哀悼话可以敷衍过去的。所谓物伤其类，人同此心，周盛妮之死对全国医护人员的心理冲击，恐怕超出外界想象。

在周盛妮之前，从英国返回上海被隔离，且被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的留学生布布曾发网贴，希望能够在隔离状态下接受治疗。毫无意外，她的请求遭到网络空间的群嘲，认为是在寻求优待，是特权思想。冷嘲热讽当中，布布提出的涉及防疫政策必要“补丁”的问题，没人理会，直到周盛妮成为牺牲品。

上海因为有张文宏在，向来以精准防疫、动态清零著名，在全国紧绷的局面下，保持了难得一见的社会面宽容。但从周盛妮的遭遇可以揣测，上海防疫政策核心思想已经悄然迈向“全国一盘棋”。防疫政策对社会面清零的最高追求，因为对升级过程中危急重症病患的照顾不及，让西安的悲剧重演，上海“泯然众人矣”。

在此之前，西安封城防疫时，因为防疫政策在医院与社会之间树立屏障，急症病人耽误于纸上的规定，接连发生孕妇流产、心梗患者死亡个案，引发全国舆论声讨谴责。在当时的舆论中，很有一些人认为，如果类似事情发生在上海，断然不会出现如此后果。周盛妮之死打破了盲目的乐观预设。

在高压的防疫政策之下，如何平衡新冠疫情防控与危急重症患者治疗，从三年前武汉疫变以来始终是一个需要被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可实际上，防疫政策年年加码，而这种人命关天的必要平衡不仅没有被高效率解决，甚至让人怀疑它是否被认真对待。如果有心平衡且有效，周盛妮女士本不必遭此厄运。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在25日发布会上公开提到周盛妮一事，委婉地表达了该女士不幸遭遇的现实背景和政策逻辑，给出一个承诺：“保障群众的急救需求”。周盛妮之死带给医疗界的心理震撼想必会超过一般患者的死亡，如果上海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医护人员都能以此为例，影响政策的优化，或许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事实上，在一段流传很广的视频中，知名医院的护理人员因为疲于奔命，表达了相当强烈的不满情绪。对于这些情绪的流露，不该被视作“洪水猛兽”，最应该是好好听取这些一线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如果医护人员忘我工作，却只能在防疫政策与希波拉底誓言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那无疑让人悲哀。

医生护士们已经在追问，周盛妮女士的不幸是可以避免的吗？而类似于这样的追问，早已见诸于社会层面，尤其是那些手停口停的底层国民，防疫政策的得失之辨早已在他们那里发生，并且持续不断地争取社会能见度。严防死守的政策如何兼容民生、人道及生命，在周盛妮之死的契机下，理应得到更周全的回应。

西安的不幸个案，永久记录在新冠防疫史上。本以为极端案例不会重演，但周盛妮之死打破了这些一厢情愿，令大众对大上海的美好预期变成乡愿。可以设想，如果周盛妮之死不能促成防疫政策与急症需求的平衡，不能消除周盛妮之死的“非医之罪”，再有类似案例出现，必定加速流失防疫政策的合法性。

人死不能复生，这是无信仰者的理性。具体到按捺不住的疫情变局，对周盛妮之死的人之理性，就是反思“窒息”她的非医疗因素，回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许多人曾抱有一种看待上海疫情、寄望张文宏的美好宏愿，指望它和他能在严重疫情下勇毅担当，探索圆满的普适路线，但愿周盛妮于身后苍茫中能有如此告慰。（来源：旧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