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选择这篇文章，只是长篇《旷日持久的河》的前言，真得有点历史的时空感。也就是那个年代，在中国的西部盘桓着这样一瓶啤酒……曾几何时，几乎每个人的家乡都产过自己的啤酒。家乡啤酒都哪儿去了？还有多少人依旧可以喝到自己家乡的啤酒？
当您在无病呻吟说：有一种家的味道，有一种回家的味道？您就不懂家是什么？因为归属感是沉淀的文化……
好了先普及一下，我们的记忆吧！请看这张图，而我无话可说。
1978 年的夏天，中央台第一次偷信号转播了世界杯。那时看球，没有中国队、也没有冰凉的啤酒。如今，我们又习惯了一次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但没有冰啤酒的话，可以说是辜负了整个夏天。
曾几何时，绿色玻璃瓶上的城市、5A 景区、名山胜水的名字组成了中国的啤酒版图，几乎每个人的家乡都产过自己的啤酒。
歌德曾经教导我们：了解各个地方，与其研究各种理论，不如遍尝世间啤酒，这才是真正的地理学。
只是，这句话在今天已不再成立，五花八门的地方啤酒，不知何时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家乡啤酒都哪儿去了？还有多少人依旧可以喝到自己家乡的啤酒？
舶来的液体粮食
公元 1860 年，是中国啤酒迷应当记住的一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大清国，被一头摁进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女王、皇帝、总统的公使们集聚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王府和教堂，礼服领结，在灰扑扑的北京城里开辟了他们在东方的一片乐土。作为舶来品的啤酒，也同他们一道传入中国。
东交民巷公使馆区入口
据说最先喝上啤酒的中国人，是在为使馆锄草干活的华工。公使夫人出于客气，拿出这种欧洲最普通、最平价的饮料啤酒分予他们。这种色似马尿、味同汤药的洋货就这样在中国人的喉咙里扎下了根。
中国早期的啤酒厂是欧洲人盖起来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建起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啤酒前身。之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欧洲人纷纷效仿，使得青岛、北京、上海等地也出现了啤酒厂。这些酒厂成了日后各地方啤酒竞相追忆的先祖，至少在自述厂史时是这么认定的。
1897 年，德国军队就占领了胶州湾，其中一大原因：「胶州湾的气候良好，很适宜欧洲人居住，青岛啤酒也随之而来。」
不过，这时的啤酒，多供给在华的欧洲人消费。在中国人的嘴里，这种低度「饮料酒」与中国自身以饮高度「燃料酒」为主流的酒文化格格不入。故当时国人对这种八国联军带来的「半殖民地」酒并无兴趣，除草工们对使馆礼遇的态度大概也颇可怀疑。
后来，北洋政府的大衙门和大学里的知识阶层逐渐开始接受了这种「杀口」的酒：「昔日饮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
不过生产啤酒要消耗大量的粮食，所以在中国人吃不饱饭的时代，啤酒并不能成为接地气的大众饮料。共产党在革命期间为了节省粮食限制了饮酒，由此开始了对酒精的垄断管理。
老北平飞马啤酒，战争期间只供应给在华日军，不知和马尿的典故是否有渊源。
1949 年后，啤酒仍限于那些率先西化了的大城市。尤其是在上海这个 1949 年前「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的城市，已有了挪威、英国、法国、日本的多家啤酒厂。虽然，所有的外国啤酒都被国产光明牌取代，口号变成了「喝啤酒，喝光明」。
光明牌啤酒不再，但上海人民还可以吃国营益民食品一厂光明牌冰砖
进入饥饿时代，靠粮食生产的啤酒改为凭票供应，几乎丧失了市场渠道，喝到也就是尝尝而已。但据《北京志-综合志-人民生活志》记载：
1959 年以后，居民口粮减少，副食品供应不足，营养缺乏是普遍现象。居民为了增加热量，尽管当年啤酒、露酒被列入凭票限量供应范围，但酒的消费量依然增加。
原来是当时的人们吃不上饭，所以要喝啤酒解决温饱。诚可谓现代版「何不食肉糜」了。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结束了粮食危机，啤酒需求量大增，产量却跟不上。如果那时在大街上看到大罐车后拖着碗口粗的管子在倾倒液体，人们手拿所有可以盛液体的容器排队人头攒动，那并不是哪个小区断水了的救援车，而是在卖啤酒。
人民群众拿着各种容器打啤酒
瓶啤罕有，冰箱未普及，让散啤（散装啤酒）成为了几乎唯一的销售模式。一些有啤酒厂的城市也出现了自带容器「打」散啤的奇特景观。
北京人排着长龙，拎着家里暖瓶、铝锅甚至塑料脸盆去饭馆打散啤，沈阳人直接用舀子盛鲜啤酒（这样粗狂的操作也让珍贵的泡沫几乎消失殆尽），都成为那个时代喝啤酒的标准场景。而对岸的台湾，当时已有六百多家夜总会了。
「还没有包装前装在袋子里很新鲜喔！」
不过，中国酒鬼对享受啤酒还是不那么自信，用脸盆敦敦敦喝完几乎已经被晃悠没汽的啤酒之后，还要看不上地带上俩句：这没劲儿，不过瘾，当水喝。
但即使啤酒厂工人勤于喂马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啤酒的冰爽、低度数和廉价还是让人欲罢不能。散装啤酒是那个时代廉价的享乐方式，就像一个融合了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混合体。
跟着这阵吹满地的改革春风而来的，是 1985 年「啤酒专项工程」实施。中国建设银行出资 8 亿，地方自筹 26 亿，加上国家用以购买先进流水线的 2000 万美金，中国正式打开了「土创」啤酒的开关。一时「诸侯经济」四起，短短几年大生产，地方啤酒品牌的数量就达到了 813 家之多。
彼时，「村村冒烟、户户上班」，几乎每个县都有了自己的啤酒厂。土创啤酒打破了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原料统销限制，改由酒厂自采原料、自销啤酒，价格随行就市。一时间冰镇啤酒成为了群众夏日最重要的冷饮。
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剧中人物 1985 年在家看国足冲击世界杯失败（519 惨案）时桌上的啤酒是「白牌儿」北京啤酒。瓶啤渐渐多了起来，啤酒瓶子也成为了愤怒的球迷手中的新「家伙事儿」。
这股啤酒生产热潮最先成就的，是新疆的啤酒花。新疆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蒸发量高，水源充沛，十分适合啤酒花的生长。比之前在山东和东北种植的啤酒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一时间,全国所有的啤酒厂都要仰仗新疆啤酒花。由于产量根本满足不了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啤酒厂，当地甚至为了控制啤酒花的分销，还推出了啤酒花签证——「出疆证」，一时引发了全国啤酒厂争抢。理所当然地也引发了之后的「大干快上」酒花泛滥。新疆边陲的啤酒厂也就这样依靠天山水源、本地酒花开始了蓬勃的发展。
啤酒花不是花，蛇麻草的名字更形象。
地方啤酒的大时代，就此开场。
啤酒的战国时代
在街头斗殴的时候，啤酒瓶应该是不次于红板砖的趁手家伙事儿，回想原来的香港黑帮片，打群架抢地盘之前必碎啤酒瓶以示郑重。硬气功也不吝惜地将啤酒瓶和红板砖向脑袋上招呼。
其实不仅仅是啤酒瓶，啤酒也一直与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斗争有着明显的抢地盘特征。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国未曾削弱的地方主义。
青岛啤酒
燕京啤酒
酿酒耗费粮食，而酒精又具有一定的成瘾性，因此无论古今中外，酒都是与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一种商品。自古以来，酿酒业自带高税收、高利润，给地方财税带来的贡献非其他产业可以相比。
改开后兴起的地方啤酒自然也是如此。到 1980 年代中期开始施行的财政包干制度下，地方企业税甚至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 90% 以上，新兴的啤酒产业遂成了地方政府的钱包之一。
1985 年财政部关于酒类产品税征税办法中，规定了高达 40% 的税率。2001 年国家税务局对啤酒又加收了额外的消费税：高档啤酒（出厂价格大于 3000 元/吨）每吨 250 元、低档啤酒（出厂价格小于 3000 元/吨）每吨 220 元。
要知道，现在中国国产啤酒每吨的成本也不过 2000-3000 元。比如，2008 年的时候，乌苏啤酒销售收入达到了 9 亿元，对当地财政税收贡献了 3 亿元。
从这点来说，啤酒真是液体黄金。在重视扩充税源的时代，必定会引起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
茅于轼提到过：「地方保护主义较为普遍的保护对象是啤酒生产。因为啤酒利税较厚，生产啤酒对当地政府增加收入有明显好处，所以许多地方政府都想方设法禁止外地啤酒进来，叫消费者喝本地产的啤酒。」
813 家啤酒厂带来了繁荣，也制造了狼多肉少的买方市场。不同啤酒品牌开始着眼于产地市场之外，积极参与扩张与竞争。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本地啤酒企业对财政税收的持续贡献，当然会支持当地土创啤酒做大。
1980 年 7 月 13 日《北京日报》1 版（左）与1993 年 8 月 19 日《北京日报》1 版（右）
一时间，各地为推动本地人喝本地酒怪招迭出，甚至会强买强卖当地啤酒。阻止「外地」啤酒进入本地市场的手段也层出不穷。
2001 年，湖北武穴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爱我武穴，喝我武啤，为此，经研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武穴人爱武穴，武穴人喝武啤」爱心大购买活动。
随后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市分配购买啤酒的行政任务。
2008 年，内蒙古通辽市酒监局对外地啤酒提出了贴「流通标识」的要求，不贴不能卖。这些「标识」需要商家自行去酒监局请，每个啤酒瓶子都要贴上。虽然不贵但也耗时耗力。类似的还有在齐齐哈尔更早发明的「送酒员证」。
同一时期，四川南部县以整治啤酒市场、检查食品安全为由，致力于查扣重庆山城啤酒。县税务部门要求销售山城啤酒的商户，按每种品类 2 万元额外交税，以图阻止山城啤酒的经销商渗透。
除了官方行为，民间从啤酒厂到促销员也发明了各种花式抢市场手段：用集瓶盖返钱来贿赂餐馆，还算正常的商业 lobby；到威逼利诱终端经销商曝晒对手啤酒，就有些不大对劲了。到了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各地甚至出现了因啤酒销售而发的暴力事件——「看谁还敢卖 XX 啤酒！」
像在黑龙江五常的「酒霸」，以砍外地啤酒经销商出名，一度迫使哈尔滨啤酒给其经销商全部投保。青岛、重庆、金龙泉等品牌的经销商也频遭毒手。
各地方之间的激烈对抗，让人想到 1920 年代的联省自治。而啤酒业也定会逐渐从地方割据走向大一统。
格局的变化始于 2001 年：中国入世了。
远不如中华烟有名的中华啤酒
大鱼吃小鱼，虾米也吃小鱼
一句「外国人不懂中国啤酒」，很好地概括了入世之初，外国啤酒兴冲冲杀入中国时的竞争状态。
例如可以代表德国啤酒的 Beck’s（贝克牌），1992 年与中国一酒厂合作授权生产。德方坚持用正宗德国配方酿造重口味的贝克绿标系列，而中国啤酒厂则希望生产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清淡口味啤酒。二者互不相让，最终分道扬镳。
